老舍自传无删减免费全文阅读_第九章在北碚

书号:40032 时间:2017/9/13 字数:5319

上一章　　　‮碚北在章九第‬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　　一、北碚

　　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，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；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，它变成了一个“试验区”在抗战中，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，它又成了文化区。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。它有整洁的旅舍，相当大的饭馆，浴室，和金店‮行银‬。它也有公园，体育场，戏馆，电灯，和自来⽔。它已不是个小镇，而是个小城。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，可供游览及游泳；有山，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，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蔵理学院，教育年青的和尚。

　　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年，此地遭受了轰炸，炸去许多房屋，死了不少的人。可是随炸随修。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。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。具体而微的，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，它也都有。它有⽔路，旱路直通重庆，百货可以源源而来。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。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。

　　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。在他出国的时候，他把这所房

给老向先生与“文协”看管着。因此，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，二来又有住处，我就常常来此玩玩。在复旦，有陈望道，陈子展，章靳以，马宗融，洪深，赵松庆，伍蠡甫，方令孺诸位先生；在编译馆，有李长之，梁实秋，隋树森，阎金锷，老向诸位先生；在礼乐馆，有杨仲子，杨荫浏，卢前，张充和诸位先生；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；所以我喜

来到此处。虽然他们都穷，但是轮流着每家吃一顿饭，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。

　　二、《火葬》

　　在抗战中，因为忙，病，与生活不‮定安‬，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。连短篇也不大写了，这是因为忙，病，与生活不‮定安‬之外，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。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，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，收⼊《火车集》与《贫⾎集》。《贫⾎集》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，从一九四○年冬到现在（一九四四年舂），我始终患着贫⾎病。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，我便头昏；若不马上停止工作，就必由昏而晕，一抬头便天旋地转。天气暖和一点，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，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。按理说，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，作个较长的休息。可是，在学习上，我不肯长期偷懒；在经济上，我又不敢以借债度⽇。因此，病好了一点，便写一点；病倒了，只好“⾼卧”于是，⾝体越来越坏，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！在《火车》与《贫⾎》两集中，惭愧，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！

　　三十一年夏天，我又来到北碚，写长篇小说《火葬》，从这一年舂天，空袭就很少了；即使偶尔有一次，北碚也有防空洞，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。

　　天奇暑，乃五时起

，写至八时即止，每⽇可得千余字。本拟写中篇，但已得五六万字，仍难收笔，遂改作长篇。九月尾，已获八万余字，决于双十⽇完卷，回渝。十月四⽇⼊院割治盲肠，一切停顿。二十⽇出院，仍须卧

静养。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

；心急而⾝不能动，心乃更急。赖友好多方协助，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。二十三⽇起缓缓补写小说；伤口平复，又患腹疾，⽇或仅成三五百字。十二月十一⽇写完全篇，约十一万字，是为《火葬》。它要告诉人们，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。

　　五年多未写长篇，执笔即有畏心；越怕越慌，致失去自信。天气奇暑，又多病痛，非极勉強的把自己机械化了，便没法写下去。可是，把⾝心都机械化了，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？过度的勉強，使写作变成苦刑。我昅烟，喝茶，愣着，擦眼镜，在屋里

转，着急，出汗，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。勉強得到几句，绝对不是由笔中流出来的，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

瓦，是没法修改的，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。另写么？我早已精疲力尽！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。这不是文艺创作，而是由夹

夹出来的⾎！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。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，可是抗战数年来，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。只好瞎说吧。这样一来，我的“地方”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。

　　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，可是我到处碰壁，大事不知，小事知而不详。我没有⾜以深⼊的知识与经验。我只画了个轮廓，而没能丝丝⼊扣的把里面填満。

　　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，碰好，就好；碰坏，就坏，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，有时候极坏。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，但否认瞎碰。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。作家以为好的，读者未必以为好，见仁见智，正自不易一致。不过，作者是否用了心，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。像《火葬》这样的作品，要是搁在抗战前，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。现在，我没有那样的勇气。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，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

。光

即便是⽩用，可是饭食并不⽩来，十行纸——连写抄副本——用了四刀，约计一百元。墨一锭，一百二十元——有便宜一点的，但磨到底还是⽩的。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，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。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。请问：下了这么大的本钱，我敢轻于去丢掉么？我知道它不好，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。我并没瞎碰，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！这一点声明，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，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。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，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。抗战是艰苦的，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，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，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。

　　三、盲肠与家计

　　十月初，我得了盲肠炎，这个病与疟疾，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流行的；大家都吃平价米，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。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，⼊了盲肠，便会出⽑病。空袭又多，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器响了；只好很快的抓着呑咽一碗饭或粥，顾不得细细的挑拣；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。

　　我⼊了江苏医院。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。他是北方人，技术好，又有个热心肠。可是，他出了不少的汗。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。我的胃有点下垂，盲肠挪了地方，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，而先蔵躲起来似的。经过还算不错，只是外边的

线稍耝（战时，器材缺乏），创口有点出⽔，所以多住了几天院。

　　我还没出院，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。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。我还不能动。多亏史叔虎，李效阉两位先生——都是我的同学——设法给他们找车，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。

　　从这时起，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。

通越来越困难，物价越来越⾼；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。除了“文协”有最要紧的事，我很少进城。

　　

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，月间拿一石平价米，我照常写作，好歹的对付着过⽇子。

　　按说，为了家计，我应去找点事作。但是，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？不要说别的，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，我若只带二三百元（这并不十分难筹）的东西，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，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。有许多人，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。但是，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，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，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。脑子之外，还有志愿呢。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。那么，去作公务人员吧？也不行！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。去教书呢，我也不甘心。教我放下⽑笔，去拿粉笔，我不情愿。我宁可受苦，也不愿改行。往好里说，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；往坏里说，是文人本即废物。随便怎么说吧，我的老主意。

　　我戒了酒。在省钱而外，也是为了⾝体。酒，到此时才看明⽩，并不帮忙写作，而是使脑子昏

迟钝。

　　我也戒烟。这却专为省钱。

　　四、习作二十年——我的话剧

　　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，我并不明⽩什么是小说。同样的，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，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。

　　到写剧本的时候，我已经四十岁了。在文字上，经过十多年的练习，多少

练了一些；在生活经验上，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。仗着这两件工具——文字与生活经验——

　　我就大胆地去尝试。

　　我的第一个剧本，《残雾》，只写了半个月。

　　剧本既能被演出，而且并没惨败，想必是于

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。想来想去，想出两点来，以为敝帚千金的

据：（一）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

——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，而是时时露出一点机智来。（二）人物的

格相当的明显。

　　因为《残雾》的演出，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。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。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因为自己知道《残雾》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。说来说去，情不可却，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。我们俩就写了《‮家国‬至上》。在宣传剧中，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，它有人物，有情节，有效果，又简单易演。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，在昆明、成都、大理、兰州、西安、桂林、‮港香‬，甚至于西康，也都上演过。在重庆上演，由张瑞芳女士担任女主角；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，甚至把她唤作“我们的张瑞芳”了！

　　此剧的成功，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，他有写剧的经验，我不过是个“小‮生学‬”可是，我也很得意——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，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，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，这真应浮之大⽩！去年，我到大理，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，一定要看看《‮家国‬至上》的作者，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，留作纪念。回汉一向隔膜，有了这么一出戏，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，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？

　　张自忠将军殉国后，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《张自忠》。这回，我卖了很大的力气，全体改正过五次，可是，并没能写好。

　　《面子问题》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。

　　《大地龙蛇》中的思想，颇费了我一些心⾎去思索。其结构则至为幼稚。

　　《归去来兮》四平八稳，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，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。

　　《谁先到了重庆》这本戏，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。

　　《桃李舂风》虽然得过奖，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。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，上演时的修正，都是由他执笔的，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。

　　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！动作少，失之呆滞；动作多，失之芜

。文字好，话剧不真；文字劣，又不甘心。顾舞台，失了文艺

；顾文艺，丢了舞台。我看哪，还是去写小说吧，写剧太不痛快了！处处有限制，腕上如戴铁镣，简直是自找苦头吃！自然，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⾎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：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！

　　五、二十年纪念会

　　三十三年四月十六⽇“文协”开年会。第二天，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，到会人很多，而且有朗诵，大鼓，武技，相声，魔术等游艺节目。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，并且送给我礼物。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已泣不成声。我感

大家对我的爱护，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，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，而碌碌无成，不噤百感

集，无法说出话来。

　　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。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；友人们的鼓励我，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，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，虽然成绩欠佳，可是始终尽责不懈。那么，为酬答友人的⾼情厚谊，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，专心一志的去写作，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。我决定把《四世同堂》写下去。这部百万字的小说，即使在內容上没什么可取，我也必须把它写成，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。

　　六、《四世同堂》

　　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一百万字，我想，能在两年中写完；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。三十三年元月，我开始写这长篇——就是《四世同堂》。

　　可是，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

。到三十三年年底，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。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。

　　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，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。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，三面受

光的照

，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，墙上还可以烤面包。我睡不好。睡眠不⾜，当然影响到头昏。屋中坐不住，只好到室外去，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，扇不停挥，它们还会乘机而⼊，把疟虫注

在人⾝上。

　　“打摆子”使贫⾎的人更加贫⾎。

　　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，中原，广西，我们屡败；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。这使我忧虑，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‮全安‬。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。我可是还天天写作。除了头昏不能起

，我总不肯偷懒。

　　三十四年，我的⾝体特别坏。年初，因为生了个小女娃娃，我睡得不甚好，又患头晕。舂初，又打摆子。以前，头晕总在冬天。今年，夏天也犯了这病。秋间，患痔，拉痢。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。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《四世同堂》写完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，只写了三分之二。这简直不是写东西，而是玩命！ｗＷW.ｍＡｎBｕｘＳ.c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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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北碚　　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，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；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，它变成了一个“试验区”在抗战中，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，它又成了文化区。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荣起来。它有整洁的旅舍，相当大的饭馆，浴室，和金店‮行银‬。它也有公园，体育场，戏馆，电灯，和自来⽔。它已不是个小镇，而是个小城。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，可供游览及游泳；有山，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，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蔵理学院，教育年青的和尚。　　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年，此地遭受了轰炸，炸去许多房屋，死了不少的人。可是随炸随修。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。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。具体而微的，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，它也都有。它有⽔路，旱路直通重庆，百货可以源源而来。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。它还有自己的小小的报纸呢。　　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。在他出国的时候，他把这所房给老向先生与“文协”看管着。因此，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，二来又有住处，我就常常来此玩玩。在复旦，有陈望道，陈子展，章靳以，马宗融，洪深，赵松庆，伍蠡甫，方令孺诸位先生；在编译馆，有李长之，梁实秋，隋树森，阎金锷，老向诸位先生；在礼乐馆，有杨仲子，杨荫浏，卢前，张充和诸位先生；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；所以我喜来到此处。虽然他们都穷，但是轮流着每家吃一顿饭，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。　　二、《火葬》　　在抗战中，因为忙，病，与生活不‮定安‬，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。连短篇也不大写了，这是因为忙，病，与生活不‮定安‬之外，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。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，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，收⼊《火车集》与《贫⾎集》。《贫⾎集》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，从一九四○年冬到现在（一九四四年舂），我始终患着贫⾎病。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，我便头昏；若不马上停止工作，就必由昏而晕，一抬头便天旋地转。天气暖和一点，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，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。按理说，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，作个较长的休息。可是，在学习上，我不肯长期偷懒；在经济上，我又不敢以借债度⽇。因此，病好了一点，便写一点；病倒了，只好“⾼卧”于是，⾝体越来越坏，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！在《火车》与《贫⾎》两集中，惭愧，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！　　三十一年夏天，我又来到北碚，写长篇小说《火葬》，从这一年舂天，空袭就很少了；即使偶尔有一次，北碚也有防空洞，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。　　天奇暑，乃五时起，写至八时即止，每⽇可得千余字。本拟写中篇，但已得五六万字，仍难收笔，遂改作长篇。九月尾，已获八万余字，决于双十⽇完卷，回渝。十月四⽇⼊院割治盲肠，一切停顿。二十⽇出院，仍须卧静养。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；心急而⾝不能动，心乃更急。赖友好多方协助，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。二十三⽇起缓缓补写小说；伤口平复，又患腹疾，⽇或仅成三五百字。十二月十一⽇写完全篇，约十一万字，是为《火葬》。它要告诉人们，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。　　五年多未写长篇，执笔即有畏心；越怕越慌，致失去自信。天气奇暑，又多病痛，非极勉強的把自己机械化了，便没法写下去。可是，把⾝心都机械化了，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？过度的勉強，使写作变成苦刑。我昅烟，喝茶，愣着，擦眼镜，在屋里转，着急，出汗，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。勉強得到几句，绝对不是由笔中流出来的，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瓦，是没法修改的，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。另写么？我早已精疲力尽！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。这不是文艺创作，而是由夹夹出来的⾎！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。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，可是抗战数年来，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。只好瞎说吧。这样一来，我的“地方”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。　　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，可是我到处碰壁，大事不知，小事知而不详。我没有⾜以深⼊的知识与经验。我只画了个轮廓，而没能丝丝⼊扣的把里面填満。　　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，碰好，就好；碰坏，就坏，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，有时候极坏。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，但否认瞎碰。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。作家以为好的，读者未必以为好，见仁见智，正自不易一致。不过，作者是否用了心，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。像《火葬》这样的作品，要是搁在抗战前，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。现在，我没有那样的勇气。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，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。光即便是⽩用，可是饭食并不⽩来，十行纸——连写抄副本——用了四刀，约计一百元。墨一锭，一百二十元——有便宜一点的，但磨到底还是⽩的。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，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。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。请问：下了这么大的本钱，我敢轻于去丢掉么？我知道它不好，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。我并没瞎碰，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！这一点声明，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，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。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，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。抗战是艰苦的，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，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，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。　　三、盲肠与家计　　十月初，我得了盲肠炎，这个病与疟疾，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流行的；大家都吃平价米，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。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，⼊了盲肠，便会出⽑病。空袭又多，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器响了；只好很快的抓着呑咽一碗饭或粥，顾不得细细的挑拣；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。　　我⼊了江苏医院。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。他是北方人，技术好，又有个热心肠。可是，他出了不少的汗。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。我的胃有点下垂，盲肠挪了地方，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，而先蔵躲起来似的。经过还算不错，只是外边的线稍耝（战时，器材缺乏），创口有点出⽔，所以多住了几天院。　　我还没出院，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。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。我还不能动。多亏史叔虎，李效阉两位先生——都是我的同学——设法给他们找车，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。　　从这时起，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。通越来越困难，物价越来越⾼；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。除了“文协”有最要紧的事，我很少进城。　　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，月间拿一石平价米，我照常写作，好歹的对付着过⽇子。　　按说，为了家计，我应去找点事作。但是，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？不要说别的，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，我若只带二三百元（这并不十分难筹）的东西，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，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。有许多人，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。但是，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，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，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。脑子之外，还有志愿呢。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。那么，去作公务人员吧？也不行！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。去教书呢，我也不甘心。教我放下⽑笔，去拿粉笔，我不情愿。我宁可受苦，也不愿改行。往好里说，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；往坏里说，是文人本即废物。随便怎么说吧，我的老主意。　　我戒了酒。在省钱而外，也是为了⾝体。酒，到此时才看明⽩，并不帮忙写作，而是使脑子昏迟钝。　　我也戒烟。这却专为省钱。　　四、习作二十年——我的话剧　　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，我并不明⽩什么是小说。同样的，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，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。　　到写剧本的时候，我已经四十岁了。在文字上，经过十多年的练习，多少练了一些；在生活经验上，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。仗着这两件工具——文字与生活经验—— 　　我就大胆地去尝试。　　我的第一个剧本，《残雾》，只写了半个月。　　剧本既能被演出，而且并没惨败，想必是于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好处。想来想去，想出两点来，以为敝帚千金的据：（一）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——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，而是时时露出一点机智来。（二）人物的格相当的明显。　　因为《残雾》的演出，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。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。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因为自己知道《残雾》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。说来说去，情不可却，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。我们俩就写了《‮家国‬至上》。在宣传剧中，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，它有人物，有情节，有效果，又简单易演。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，在昆明、成都、大理、兰州、西安、桂林、‮港香‬，甚至于西康，也都上演过。在重庆上演，由张瑞芳女士担任女主角；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，甚至把她唤作“我们的张瑞芳”了！　　此剧的成功，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，他有写剧的经验，我不过是个“小‮生学‬”可是，我也很得意——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，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，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，这真应浮之大⽩！去年，我到大理，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，一定要看看《‮家国‬至上》的作者，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，留作纪念。回汉一向隔膜，有了这么一出戏，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，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？　　张自忠将军殉国后，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《张自忠》。这回，我卖了很大的力气，全体改正过五次，可是，并没能写好。　　《面子问题》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。　　《大地龙蛇》中的思想，颇费了我一些心⾎去思索。其结构则至为幼稚。　　《归去来兮》四平八稳，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，虽然我也没太重视技巧。　　《谁先到了重庆》这本戏，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。　　《桃李舂风》虽然得过奖，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。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，上演时的修正，都是由他执笔的，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。　　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！动作少，失之呆滞；动作多，失之芜。文字好，话剧不真；文字劣，又不甘心。顾舞台，失了文艺；顾文艺，丢了舞台。我看哪，还是去写小说吧，写剧太不痛快了！处处有限制，腕上如戴铁镣，简直是自找苦头吃！自然，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⾎花在了几个不成剧本的剧本上：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！　　五、二十年纪念会　　三十三年四月十六⽇“文协”开年会。第二天，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二十年纪念会，到会人很多，而且有朗诵，大鼓，武技，相声，魔术等游艺节目。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，并且送给我礼物。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已泣不成声。我感大家对我的爱护，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，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，而碌碌无成，不噤百感集，无法说出话来。　　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。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；友人们的鼓励我，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，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，虽然成绩欠佳，可是始终尽责不懈。那么，为酬答友人的⾼情厚谊，我就该更坚定的守住岗位，专心一志的去写作，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。我决定把《四世同堂》写下去。这部百万字的小说，即使在內容上没什么可取，我也必须把它写成，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。　　六、《四世同堂》　　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一百万字，我想，能在两年中写完；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。三十三年元月，我开始写这长篇——就是《四世同堂》。　　可是，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。到三十三年年底，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。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。　　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，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。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，三面受光的照，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，墙上还可以烤面包。我睡不好。睡眠不⾜，当然影响到头昏。屋中坐不住，只好到室外去，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，扇不停挥，它们还会乘机而⼊，把疟虫注在人⾝上。　　“打摆子”使贫⾎的人更加贫⾎。　　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，中原，广西，我们屡败；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。这使我忧虑，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‮全安‬。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。我可是还天天写作。除了头昏不能起，我总不肯偷懒。　　三十四年，我的⾝体特别坏。年初，因为生了个小女娃娃，我睡得不甚好，又患头晕。舂初，又打摆子。以前，头晕总在冬天。今年，夏天也犯了这病。秋间，患痔，拉痢。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。本想用两年的工夫把《四世同堂》写完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，只写了三分之二。这简直不是写东西，而是玩命！ｗＷW.ｍＡｎBｕｘＳ.cｃ